由于“茶”的運輸，必然帶來相應的其他文化。如果我們就“茶”文化本身來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馬古道”所進行的波形擴散，如對茶的飲法，歷史文獻對如何飲茶及講究有所記載。
今天與您分享的是余悅所主編的《茶理玄思·茶論新說攬要》（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中論文摘要的內容。
由于“茶”的運輸，必然帶來相應的其他文化。《嶺外代答》卷五載：“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賚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云南刀及諸藥物。”又《桂海虞衡志》記載說：“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得……凡二十三人，至衡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選、五經、春秋、本草、五藏論、大若經及初學記……集圣歷百家書之類，及須浮量鋼器并砣，琉璃碗壺，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決經、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等藥。……其后云：……言音未同，情慮相契，……繼續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相和’”。當時滇人要求購買大量的漢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醫學書。另外還購置了大量的手工藝品。可見，由于茶馬互易的影響，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們就“茶”文化本身來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馬古道”所進行的波形擴散，如對茶的飲法，歷史文獻對如何飲茶及講究有所記載。樊綽《云南志》卷七記唐代“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明代謝肇制在《滇略》里記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從以上文獻中可以看出，“茶”這個“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積淀要素”的影響，不斷“汲取”另外一個社會的“文化”進行“融合”，因而得到傳播。“茶”文化的“要素”首先被發源地的社會所吸收，接著沿“茶馬古道”逐漸向北方延伸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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