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追星族大多討厭自己，同時也厭惡自己的生活，但卻無法改變現狀，于是只能藉由羨慕或崇拜另一個人，來逃脫不甘于平庸的那份焦慮感;事實上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教育沒有教導人從肯定自我之中發展出實現自己的創造力。羨慕別人顯然是一種缺乏創造力的表現。
四月初到海南島旅游，在當地接受了兩家媒體的專訪，訪談一開始，記者就提出了追星族楊麗娟所掀起的社會旋風。從個人心理層面來看，這顯然是個典型浪漫上癮癥議題，但是從更根本、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卻是整體社會都應該深思的養成教育問題，因此不該把責任推給單獨的個人或家庭。
首先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羨慕”的心情究竟是怎么養成的?觀察一下天真純稚的孩童，你會發現他們極少帶有與生俱來的羨慕別人的心態，按發展心理學的說法，孩子早期的意識狀態里不但沒有比較或羨慕的成分，甚至是帶著一種孤立式自戀傾向的。隨著與外在世界的頻繁互動，孩子們才逐漸學會了自他有別的界分意識，并且產生了好壞、美丑、高低等等的比較之心，于是不滿足、低自尊、匱乏與欠缺感之類的負面情緒，就在父母、學校、社會及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不知不覺地堆棧成了大多數人所不能接納、但卻深深掌控著我們的“心理陰影層問題”。
此外，客體關系心理學大師克萊恩從研究中發現，嫉羨是一種有別于羨慕的憤怒情緒，因為另一個人享有自己所欲求的東西，因此有一種想要奪走它或毀滅它的沖動，其最深的根由仍然是嬰兒與母親的一體性喪失之后的存亡掙扎，以及母親與嬰兒在喂食過程中所產生的焦慮。如果此種理論確實成立，那么約翰·列農之所以會被“粉絲”槍殺，理由或許就出自于這種由羨慕而演變成的嫉羨與憤怒。換句話說，被羨慕的對象在享受群眾的愛戴之余，同時也得承受被敵視的危險。卡梅隆·迪亞茲有一回被記者追問：“如果有來世，你還想不想繼續當明星?”卡梅隆的回答是：“絕不再當明星了，因為我不想再承受那種‘欠了無數人債’的感覺。”這的確是一句發自內心深處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多年來身為公眾人物的親身體驗。
至于浪漫上癮癥的部分，心理治療師安·威爾森·雪夫(Anne Wilson Schaef)在暢銷著作《逃避親密關系》里，將其分成了三個階段。有此傾向者在第一階段會花費許多時間在浪漫幻想上面，不過還不至于付諸行動，但是當事人如果因幻想而導致現實生活失序，就代表此人已經陷入了浪漫上癮癥。到了第二階段，患者往往會將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花費在幻想上面，繼而導致現實與幻想之間的距離變得愈來愈模糊。進入第三個階段時，患者便開始過度追求刺激與興奮感，完全無視于社會規范或行為準則，即使傷害到別人也在所不惜。楊麗娟的情況應該屬于第三階段的行為模式。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浪漫上癮癥患者如此強烈地耽溺在想象世界里?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個：逃避現實世界的痛苦。當真實生活里的空虛、無聊、無意義感或匱乏感日趨強烈時，幻想的對象就會顯得益發迷人，只要能親近這個對象，便可以暫時脫離無聊乏味的生活，沉浸于美妙刺激的興奮感中。換言之，追星族大多討厭自己，同時也厭惡自己的生活，但卻無法改變現狀，于是只能藉由羨慕或崇拜另一個人，來逃脫不甘于平庸的那份焦慮感;事實上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教育沒有教導人從肯定自我之中發展出實現自己的創造力。羨慕別人顯然是一種缺乏創造力的表現。
回顧自己在青少年的階段里，也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粉絲”，隨時關注著“披頭士”(The Beatles)的動向，甚至能背誦他們上百首的歌曲。人似乎難免要經歷一段崇拜和模仿的日子，方能逐漸回歸自我。按照心理占星學(首要推動者為榮格)的個案研究，大部分的人不到二十九歲，很難意識到心底深處的“召喚”，充其量只能在父母的影響與社會壓力之下做出一些隨順世俗的反應。二十九歲一過，也就是儒家所謂的“三十而立”的年紀，此生最深的召喚便逐漸揭露，這時屬于個人的創造力才能有所施展。然而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如果過度溺愛子女──一種將子女物化以滿足自己的傾向，或是經常灌輸與生存攸關的恐懼或憂思，繼而扼殺了孩子在游樂中自由即興地培養創造力的機會，那么即使到了“而立”之年，也未必能展現獨立探索的實驗性。
創造力最上乘的展現就在于完全放松，心中沒有比較或模仿的對象，也不擔心成敗優劣，并且能如實、平常地看待每一件事，然后從這種安住于當下的心境里，或許就能產生神奇的創意與美感。追星族渴望能活出這種自由與自信，于是下意識地將這股渴望投射到所謂的“巨星”身上，孰不知巨星們多數也都有低自尊及信心不足的問題，否則也不會在聲譽下跌時出現情緒失衡的身心癥了。而且崇拜者與被崇拜者之間往往存在著一種相互依存(Codependence)的關系，雙方的價值都奠基在彼此的投射和依賴上面，因此是毫無自由可言的。
其實追星族與明星的困境都出自于對“自我重要感”的渴求，而精神修持的目的就在于“降低自我重要感”，如此真正的創造力、信心以及實相才可能顯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