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水溫，就像每一個人不同的個性。
茶與水要有共鳴，就要恰到好處，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小時的記憶有一點像扯毛線團，只需找到一個線頭就會源源不斷地扯出來。
去年回中國，在北京與表弟楊力聊起很多年以前和爺爺在一起的趣事，他問我：“還記得爺爺教過我們品茶嗎？”
我搖搖頭，“……我怎么記不得了……”
“你怎么會忘了呢， 你是他最得意的學生， 每次品茶，你總能分出等級。我卻認為茶都是一個味道的，所以爺爺最喜歡你了。奇怪，你竟能忘了。” 他有一點忿忿不平。
“那是哪一年呢？” 我問。
“大概是1969、1970年左右吧。” 他說。
以后的幾天，我竭盡全力在我的腦海里尋找這一段遺失的記憶……
七十年代初，紅衛兵造反派的瘋狂已經過去，我們的父母親都被送到鄉下“改造思想”，爺爺和奶奶便成了我們第三代父母親。爺爺經常在家里讀書看報，業余時間似乎很富裕。有一天下午，他對我們說，“明天你們放學回來，我教你們喝茶。”雖然奶奶說我們太小，喝不出好壞來，浪費了好茶葉，但爺爺卻不以為然。第二天我們放學剛進門，爺爺就興沖沖地到樓下迎我們。在二樓客廳里，爺爺早就擺出幾只茶杯、茶碗和熱水瓶等著我們，還有花花綠綠的幾只舊茶盒。現在想來，爺爺因喜歡和他北京的茶友們聚會，可文革時沒人敢往來，故迫不及待地把我們當成他的新茶友。
爺爺和我們品過紅茶、綠茶、烏龍茶，就是沒有喝過花茶， 但還是記不得我有什么竅門能夠品出茶的不同，大概是對爺爺的話比較認真聽從吧。
爺爺說，茶性儉，是最適合他的飲品。 他是農家的兒子，在茶鄉長大，每天喝茶使他一輩子崇尚儉樸。他和奶奶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生活非常清貧、簡單，但到了假日，無論生活再拮據，朋友來了總還是會為朋友買桔子和茶。吃桔子，喝清茶，與朋友們談天說地，大家很快樂，那份逍遙自在是山珍海味給予不了的。 他這一輩子，無論走到哪里只要有茶喝，他就會很快樂。
備茶的時候，爺爺總是很小心地用茶匙把茶從罐子里取出來，一粒茶都不浪費。他說，你們都背過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農民辛苦，茶農就更辛苦了。 記得有一次他講起家鄉的珠茶，種茶非常辛苦，制茶就更不易。炒茶時用斜鍋拋炒，十四五個小時炒出來也只有二十多斤，精制且復雜，光是篩就有十幾道工序。
爺爺說，茶水不僅需要好茶葉，更重要的還在于煮茶的水，所謂十分水，八分茶。泡茶的秘密是每一種茶與水的關系。不同的水溫，就像每一個人不同的個性。茶與水要有共鳴，就要恰到好處，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新茶嫩茶最忌開水燙，水一開沖進暖瓶里，掉下五度，再沖到瓷壺里又掉下五度，倒進放茶的玻璃杯里剛剛好， 先要倒一點水把茶潤一潤，聞聞香，等茶葉都泡濕了，再把玻璃杯充滿。鮮嫩的芽茶呢，更是怕燙，要先倒好水，再把茶放進去，看著每一葉鮮芽在水里舒展開。而福建的烏龍茶呢，卻是要用剛燒開的水泡的，而且要用蓋碗泡，茶多水少。
有一次爺爺和我們喝茶，提起他在日本時，那里的人用茶字來描述人的個性：感情太豐富是太多的茶，比較冷默的人，就會被稱為沒有“茶”。對他來說呢， 茶改變了他個性。 爺爺說“喝茶要慢慢品，我的性格太急躁，做事會考慮不周。做事以前，喝杯茶，想一想清楚，前因后果。茶用熱水，要慢慢喝，慢慢品，這就使人靜下來，思索。”
爺爺還說，茶是他的好朋友，每次寫文章，都是要喝茶的。抗戰的時候，頭上有日機轟炸，路上有日軍掃蕩，常常遇到危險心神不定。但無論到哪里，他身上總是帶著煙和茶，一只煙，一杯清茶，精神就集中了，就可以動筆了。六十年代初，爺爺戒了煙，就剩下一個茶做朋友。要靜下來，想問題，只能請茶來幫忙，所以茶是他可靠的精神伙伴。
記得爺爺在泡茶時，特別認真、專注。家里好一點的茶具都被紅衛兵敲光了，只剩下參差不齊的玻璃杯，還有顏色各異的茶碗，爺爺把它們視為最珍貴的茶具。現在想來他是在傳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們四個孫子、孫女兒都學音樂， 他說： 茶很簡單，但也很深刻。你彈鋼琴音樂宏大，古琴音樂的深邃，茶里都有。 茶有靈感的，也是很敏感的，每一種茶都有它的性格。 每一個制茶人，都是藝術家。要尊重每一個制茶人，就像你尊重每一個藝術家一樣，喝茶也是一種藝術的欣賞。
四十年前，我只是似懂非懂地聽他講講茶，更談不上品茶。最近兩年我開始整理爺爺的手稿，讀他寫的文章，與他的朋友們學茶，走訪他去過的地方，我開始懂得了他四十年前對我說的話，多希望能和他再聊聊。
爺爺是對的，茶有味道，有歷史，有藝術，有哲理。茶里充滿了東方的智慧。 我特別喜歡岡倉天心在他的《茶書》中的一句話：“足夠的人性在茶碗里相遇，enough humanity has met in the tea-cup。”我想，品茶把藝術和自然融進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們中華民族有“茶為國飲”的習慣，多幸運。 (作者系吳覺農的孫女，旅美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