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雜文家王春瑜在京西“老牛堂”。
“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有一句詩對茶文化是很好的概括，‘寒夜客來茶當酒’，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則是對酒文化的概括”。在京西的“老牛堂”，記者就茶文化的話題采訪了著名歷史學家、雜文家王春瑜先生。王先生說茶涉及的內容很多，于是，我們的話題也從歷史、政治最終說到了情誼。
“富陽江之魚，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婦，捕漁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摧！富陽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富陽山水，肥魚甘茶，未能給一方人民帶去富足的生活，卻因納貢而成為當地百姓沉重的負擔甚至危害。史家重考據，王先生也一樣，講到興處，他從書房取出藏書介紹說，明朝浙江富陽縣所產茶葉與鰣魚均為貢品，鎮守太監王堂之流采取時，“民不勝其勞擾”。時任分巡僉事韓邦奇目擊其患，寫下了這首《富陽民謠》。當時皇權壟斷，宦官操縱茶業，危害地方。雖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在地方官眼里，這些都是無法抗拒的苦難，彼時，封建專制對生產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甚至是迫害。
說起茶與茶文化，王先生說，這是與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分不開的，茶的盛行必有其社會基礎，是社會經濟高度發展的結果。茶業發展到明朝，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高潮。在朱元璋建立政權后，茶業從繁尚儉，逐步得到發展。“開千古茗飲之宗”，飲用沖泡散茶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同時，與之配合的茶具也得以發展，比如紫砂壺，便從此盛行。彼時，文人飲茶也更注重氛圍與環境，并借此表達情操與情誼。此外，人們常說的“開門七件事”，也是明朝浙江余姚王德章詩中的一句“柴米油鹽醬醋茶”，沿襲至清、民國而至今，這充分表明，茶在國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勢必影響到人們的交誼。王春瑜在《中國人的情誼》一書中，從百姓情誼講到權貴情誼，并獨立出章節專門講情誼的媒介，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文字談到了茶。
王先生幼時家境貧寒，父親常外出做工，只能夠飲些粗茶。他回憶說，小時候，每到盛夏，母親常用粗茶餅或者薄荷葉之類熬上一大鍋，吃過飯后，給一家人喝。雖沒有甘甜的味道，現在回憶起來卻是記憶深刻。“對于胼手胝足、衣食不周的廣大貧民來說,是很少有人能飲到好茶的。即使飲自制土茶、鍋巴茶、焦米茶、竹葉茶之類,也不會有繁文縟節。現在我是很喜歡功夫茶，和三兩好友一起，但是這樣的清閑卻不是很多。
“當然，有好茶喝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了”，王先生說，這時不但自己有了這樣那樣的名頭和稱謂，自己和朋友的生活也都日漸好起來，學生、文友常常送些好茶來。他回憶說，一位朋友原是安徽師范大學的校長，有一段時間，常有安徽的各種好茶送來。還有一位學生的學生是梅家塢人，每年總是有辦法幫忙買到正宗的好茶，“一次我將這梅家塢的上等龍井送給方成，并交給他龍井茶的泡法，他回到家中如法炮制后告訴我‘妙不可言’”。
王先生轉而說道，茶與社會生活關系如此密切，成為饋贈親友的禮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歷代詩文中，謝贈茶的文字俯拾即是。李白、白居易、盧仝、蘇軾，都曾為文。既有贈茶，必有討茶。他說，古今嗜茶者中，最讓人感慨的，是晚明昆山文人顧僧孺。在臨終前，仍念念不忘向他的好友張大復討梅花和茶。寫下《乞梅茶帖》的絕筆。其帖云：“病寒發熱，思嗅臘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無上之后把臂耶？”
說起茶來，王先生肚子里的故事一大堆，“歷史上，有不少人就是在茶館相識，并結為契友的。如清初西北的著名學者王宏撰與李因篤，起初并不相識。有一天，偶然在長安茶館里碰到，隔桌搭話，各自猜想對方的姓名。等到問話后，都果然不差，從此成了好友。”
中國人一向重視交誼，而傳統交誼最大的特點是寬容，王先生說，茶就是在這樣的交誼中發揮著它媒介的作用，也可以說，茶對提高國人總體的文化素質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春瑜，著名歷史學家、散文家，1937年生于蘇州，196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明清史專業。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曾主編《中國反貪史》、《明史論叢》等；著有《明清史散論》、《明朝酒文化》、《古今集》、《明朝宦官》等；出版雜文、隨筆集《“土地廟”隨筆》、《老牛堂札記》、《續封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