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作為我國的商品出口，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我國與南洋諸國通商，是從西漢(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開始的，廣州當時稱為番禺，是國際貿易都會。我國的商船由此出發，曾到達現在的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南部等地，帶去黃金、茶葉等物，換回奇珍異品。
1640年荷蘭商人首次將我國茶葉從廣州運銷歐洲，嗣后又于1673年(清康熙年間)將我國茶葉陸續運銷倫敦，從此，我國茶葉成為世界商品。
到了公元1720年，中外貿易正式開始，當時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正如孫中山先生在《民主主義》中所說的：“中國出口貨物除了絲之外，第二宗便是茶。”
英國先以銀兩購買中國茶葉。到了18世紀后期發現鴉懲能賺取高額利潤，于是運來鴉片并換走大量茶葉和絲。當時廣州有“十三行”(公元1702年，英國派遣“皇商”辦理貿易，1704年特許增用若干華商助理商務，以應付其對中國貿易日益擴大的需要，助理華人從未超過十三人，故稱為“十三行”)主要經營絲、茶銷售。
當時廣州設公行，名義上是料理清朝政府與英商間的貿易，實際上受英人利用，那時英商不明白我國習慣和法律，請求公行代納租稅，代辦交涉，清朝官吏也因語言不通的緣故，利用公行代收租稅，代辦交涉。廣州公行在茶市有專利的特權，可以操縱茶市，支配茶價。
廣州公行既有專利，收入又很高。除開支納稅外，還有二成五到三成的利息。行商進公行的時候，需納重價，有時付款六萬磅才得做公行的行商。
公行收茶時資本分21股攤派。大商每人四股，中商有四人各三股，余各二股半，公行代英商雇用買辦、賬房、書記、挑夫等人。
茶市專利機構在中國方面是公行，在英國方面是東印度代理公司，即俗稱洋行。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法國、荷蘭、丹麥、比利時、瑞典、西班牙也曾設駐廣州代理公司，但英商和公行來往獨多，故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廣州代理公司在洋行中勢力最大。
當時售外商的茶葉均在廣州查驗，不夠標準的茶需酌量減價。英商拒絕不要的茶，公行再轉賣給其他商人。茶到倫敦時再查驗一次，在英國查驗的報告送回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做下年收茶的參考。
18世紀和19世紀前半葉的統計，雖不十分明確，但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密爾本(Milburm)著的《東方商業》載有東印度公司17年的詳細統計，從這些統計看來，廣州運到倫敦的貨價，茶占全數的95%，可見中、英兩國最初通商，始于茶葉，且為我國大宗出口貨。
最初英商在東亞的勢力不及葡商，葡商在澳門早有口岸，作他們商業根據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英商才能進入廣州，并將廣州作為通商口岸。后兩年班塔木(今巴達維亞)的英商被荷驅逐，英人更不能不和中國直接通商。1669年(康熙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直接運華茶入英，其量僅65公斤，以后日增，1780年由廣州輸出上等茶8噸，磚茶500箱，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綠茶初次出口的時候，廣州的中英茶市方完全成立，1730年由廣州、澳門和廈門等地運往印尼巴達維亞的華茶共1250噸。大部分轉運到歐洲市場，這期間，法國、荷蘭、丹麥等過商船亦由廣州購茶甚多，整個華茶貿易幾乎全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僅該公司，1740年即有700多噸茶葉運往倫敦，1784年由東印度公司從廣州等地輸入英倫本土的茶葉進口減低稅率。后50年的運英茶葉增加了4倍。
在美洲大陸，華茶最早是1711年(康熙三十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轉運入美國的，美國獨立戰爭后，中美最先通商之貨物概為茶葉。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船“中國皇后號”來到廣州，翌年即滿載茶葉而歸。以后美國商船來華日增，1800年從廣州運往美國的茶葉已達1781噸，1830年增為2700噸，1840年上升到7670噸，茶葉已成為中國輸美的大宗商品。
鴉片戰爭前，我國茶葉出口約22500噸，全是從廣州出口。在鴉片戰爭的一段時間內，經廣州出口的茶葉仍占多數，如1845年，廣州出口茶葉為34500噸，占華茶出口總數的95.3%，1850年仍占60%以上。
鴉片戰爭后的100多年來，我國茶葉貿易興衰演變中，廣州常是茶葉外貿的主要口岸。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后，廣州成為我國紅茶和特種茶出口的主要口岸，近年經廣州出口的紅茶占全國紅茶總數的40%左右。
最近有人撰文認為：“澳門販茶為廣東茶葉直銷歐洲最早記錄”以偏概全，缺乏史料考證。有人說澳門開埠始于葡萄牙人進踞澳門之后，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其實明朝政府與1535年(嘉靖十四年)將廣州市舶司遷移到澳門，才是澳門開埠的起源，自此，澳門10多年后成為廣州的外港。在當時，即使有點茶葉從廣州(中國最早的茶葉貿易集散地)流向外港(澳門某地)也不能改變廣州茶葉遠銷歐洲最早紀律，印證以后的史實，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廣州是我國最早的茶葉對外貿易中心”這已是古今中外茶史的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