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是怎樣形成的?這必須從茶的興起及傳播說起。
盡管當今世界的廣告充斥著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以及麥氏速溶咖啡等等最入時的各種各樣飲料，但具有獨特性的世界“三大飲料”之一的中國茶，作為普通的飲料仍然雄踞世界的飲料市場之首，而且因為其擁有悠久的歷史而使其成為一種影響最廣的“文化”。有的歐美人津津品味著紅茶，用茶配制成各種飲料，而有的歐美人也樂意用綠茶消肥強骨，茶在世界仍然風行著。當中國瓷茶器具在世界最大的索斯比拍賣行的價碼開到幾十萬美元的時候，你會為茶的魅力感到驚訝，因為你喝茶的時候，總是大杯大碗的喝，并沒有品味出“茶文化”的博大精深。當東瀛的日本人得飲茶之俗后，把飲茶“玩”成“茶道”，于是許多人明白飲茶也是一門深奧的“藝術”。
中國的云南是“茶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是最早飲用茶并培植茶樹的地方。在今云南省西雙版納地區的南糯山至今仍長有千年的老茶樹，而四、五百年的茶樹則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貢獻給世界最重要的“文化”。
在先秦的漢文獻里沒有“茶”字，只有一個“荼”字。《周禮》云：“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先秦典籍里“荼”出現的比較多的是《詩經》。如《谷風》：“誰謂荼苦”;《出其東門》：“有女如荼”。《邶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楚辭》中也有說到“荼”的。《楚辭?九章?桔頌》：“故荼薺不同畝兮”。而作為原產茶地的云南也有歷史文獻記載，《普洱府志》載，云南少數民族最早在漢代就已栽培茶樹了。“茶”字最晚到唐時就已見于正式的文獻了。唐陸羽《茶經》便對茶、茶具、制茶的方法、飲法及用水之道、茶的源流等作了詳細的介紹和研究。如在《茶經?一之源》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又云：“從草木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者，義從木，當作茶。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爾雅》。其名，一曰茶，二曰賈，三曰設，四曰茗... ...”實際把茶稱為賈、設、茗等，是由于品種或方言語音變化的緣由。“茶”與“荼”字應是同名同物，從中古音學來推測，其在上古為定母魚部，姑且擬為dra音，中古以后，字音分化。據有的學者調查一些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還找到了一些同上古漢語“茶”語音相對的地方，如城步金水苗語作da;貴州彝語作ba-tu;漢語福建方言作tu。
確實云南滇域由于自然條件的優越，古人類很早就在這塊廣闊的地域里生活了。我們知道，還在人類早期的發展過程中，采集業的發展，便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維器官，而這種思維的發展，必然引導人們去選擇一些較好的植物進行定向載培，而這種思想的孕育，標志著農業社會的誕生。滇域的先民把“茶”作為定向培育的植物，開了“飲料”作為世界“飲茶”文化的先河。“飲料”與“食物”的分離，可以說是人類“飲食”文化上的一次大變革。在世界農業發展史上，中國是載培植物的最大起源和變異中心之一。而云南又是中國的變異中心。在世界各國歷史上都有過因為某一“物”的發現，而使這一國家成為世界注目的地方。以中國人為例，其所產的絲綢世界聞名，羅馬學者老普林尼(Gajus the elcler)在《博物志》中說：“賽里斯(Seres，絲國，指中國)國……其所產絲，馳名宇內。絲生于樹葉上，取出，濕之以水，理之成絲，后織成錦繡文綺，販至羅馬。”由于絲綢的華貴，使世界為之傾倒。當時羅馬貴豪就以有絲綢服裝為驕傲。因為絲綢價格極高，勢必讓經商者組成龐大的商隊，翻越萬水千山，以生命作為代價，年復一年地將中國絲綢運往世界各地進行販賣。這些販運的道路，由于來往人我 ，逐漸就形成了聯系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紐帶。云南的稻作文化也曾拯救了饑餓的日本，使世界深受其影響。云南的“茶”也是如此，樊綽《云南志》卷七載“茶出銀主城界諸山”，指的就是現今景東，景谷及其以南地區。大葉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寶年間就在瀾滄江兩岸大量種植。其味苦中回甜，在當時就聞名于世。
滇茶最初由馬幫運入四川，并向北、向西“擴張”。唐人《封氏聞見錄》說：“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隸漸至親邑，城市多開店輔，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王公朝士無不飲者……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唐人飲茶之風在這里可略見一斑。由于茶的功能價值，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飲茶之風進一步向北滲透。北方食畜肉、乳制品的游牧民族也大量飲茶，如當時的烏桓、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各少數民族，由此在唐宋時期“茶馬互市”為一時之盛。宋代在今普洱縣境內就已有“茶馬”交易市場。清初，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就載：“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認為產而資利賴者也，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運于各處，每盈路，可謂大錢糧矣。”足見滇茶名重于天下。
茶葉運銷，曾達紅海沿岸及歐洲各國。歐洲文獻最早說到茶的是威尼斯人Giambattista Ram Wsio 所著的“Voyages and Travel”(《海陸游行記》)。“茶”的對音為“Chai”。十六世紀。茶傳入歐洲，英國稱“茶”為Chaa。從此，茶風靡整個歐洲，各國紛紛進口中國的茶葉。現代英語“茶”為“Tea”，法語稱“Thé”，德語叫“tee”，俄語讀“”，是北方方言“tsha”的對音。托爾斯泰巨著《戰爭與和平》中就有關于喝中國普洱茶的細致描寫。
云南向西沖破大江巨山的阻隔把茶銷售到西藏，其時間最遲不會晚于唐代。古藏文里的“茶”，讀dza，與漢語里“茶”的古音非常相似，現在藏語的tcha的音應該是從古藏文dza演化而來。據譚文之《滇茶藏銷》統計，民國年間，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萬擔。當時西藏來滇販運茶葉盛況確如譚方之所述：“滇茶為藏所好，以積沿成習，故每年于春冬兩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原作涉)河山，露宿曠野，為滇茶不遠萬里而來。是以緊茶一物(按：其義不明，惟指的當是磚茶或沱茶。引者)，不僅為一種商品，可稱為中藏間經濟上之重要聯系，抑且涉有政治聯系意義。概藏人之對于茶也，非如內地之為一種嗜品或為逸興物，而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之概。自拉薩而河墩子，以至滇西北麗江轉思茅，越重山，過萬水，歷數月絡繹不斷于途中者，即此故也。”“茶馬互市”起于唐，而興于宋。《滴露漫錄》說：“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國家大經。”這里茶已同國家的政治夸大事聯系起來了。宋統治者用茶馬貿易來同少數民族搞好關系。《太平寰宇記》載：“番部地蠻夷混雜，無市肆，每漢人與之博易，不見使錢。漢用綢由、絹、茶、布、番部用紅椒，鹽、馬之類。”由于統治者的提倡，人民的需要，“茶”借此而傳播得更遠更廣。由于“茶”的運輸，必然帶來相應的其他文化。《嶺外代答》卷五載：“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赍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云南刀及諸藥物。”又《桂海虞衡志》記載說：“乾道葵已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得……凡二十三人，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略有法，大略所需文選、五經、春秋、本草、五藏論、大般若經及初學記……集圣歷百家書之類，及須浮量鋼器并砣，琉璃碗壺，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決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藥。……其后云：……言音未同，情慮相契，……繼續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語，……。”該文記述了在茶馬貿易中，當時滇人要求購買大量的漢文典籍，包括儒、道、佛及醫學書。另外還購置了大量的手工藝品。可見，由于茶馬互易的影響，使滇域的文化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我們就“茶”文化本身來看，也可以看出它沿“茶馬古道”所進行的波開擴散，如對茶的飲法，歷史文獻對如何飲茶及講究有所記載。樊綽《云南志》卷七記唐代“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續博物志》卷七載，茶同“雜椒，姜烹而飲之”。明代謝肇氵制在《滇略》里記述道：“士庶所同，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從以上文獻中可以看出，“茶”這個“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積淀要素”的影響，不斷“汲取”另外一個社會的“文化”進行“融合”，因而得到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