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飲茶歷史源遠流長，而茶文化更是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而歷史上，中華茶文化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地向周邊國家傳播，這其中就包括日本。
中國的茶與茶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刻，尤其是對日本茶道的發生發展，有著十分緊密的淵源關系。茶道是日本茶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一個內容，而日本茶道的發祥，與中國文化的熏陶戚戚相關。
中國茶及茶文化傳入日本，主要是以浙江為通道，并以佛教傳播為途徑而實現的。浙江名剎大寺有天臺山國清寺、天目山徑山寺、寧波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其中天臺山國清寺是天臺宗的發源地，徑山寺是臨濟宗的發源地。并且，浙江地處東南沿海，是唐、宋、元各代重要的進出口岸。自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學問僧絡繹不絕，來到浙江各佛教勝地修行求學，回國時，不僅帶去了茶的種植知識、煮泡技藝，還帶去了中國傳統的茶道精神，使茶道在日本發揚光大，并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藝術形式和精神內涵。中國茶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浙江的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和日本遣使、學問僧在浙江的游歷。在這些遣唐使和學問僧中，與茶葉文化的傳播有較直接關系的主要是都永忠和最澄。
都永忠在興仁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隨著唐使到了中國，在唐朝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與最澄等一起回國。都永忠平生好茶，當弘仁元年(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四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賀的韓琦，經過梵釋寺時，作為該寺大僧的都永忠，親手煮茶進獻，天皇則賜之以御冠。同年六月，嵯峨天皇便命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地種茶，作為每年的貢品。后來，茶葉逐漸成為宮廷之物，深受皇室寵愛，并逐步向民間普及。
傳播中國茶文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日僧最澄。最澄到浙江后，便登上天臺山，隨從道邃行滿學習天臺宗，又到越州龍興寺從順曉學習密宗，永貞元年(805年)八月與都永忠等一起從明州起程歸國。從浙江天臺山帶去了茶種，據《日本社神道秘記》記載最澄從中國傳去茶種后，植于日吉神社旁(現日吉茶園)。最澄在將茶種引入日本的同時，也將茶飲引入了宮廷，得到了天皇的重視，具有與都永忠同樣的功績。
最澄之前，天臺山與天臺宗僧人也多有赴日傳教者如天寶十三年(754年)的鑒真等，他們帶去的不僅是天臺派的教義，而且也有科學技術和生活習俗，飲茶之道無疑也是其中之一。
南宋時期，是中國茶道外傳的重要階段。日僧榮西曾兩次來華。榮西第一次入宋，回國時除帶了天臺新章疏30余部60卷，還帶回了茶籽，種植于佐賀縣肥前背振山、拇尾山一帶。榮西第二次入宋是日本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四月，日本建久二年(宋光宗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七月，榮西回到長崎，嗣后便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在鐮倉修建了圣福寺，并在寺院中種植茶樹，大力宣傳禪教和茶飲。
在此期間，中國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開始相繼傳入日本。在日本茶道中，天目茶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喝茶之初到創立茶禮的東山時代，所用只限于天目茶碗，后來，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為朝鮮和日本的仿制品，而天目茶碗益顯珍貴，只限于“臺天目點茶法”和其它一些比較莊重的場合，如貴客臨門或向神佛獻茶等。
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是由奈良稱名寺和尚村田珠光(1425-1502年)，將平民聚合飲茶的集會“茶寄合”與貴族茶會“茶數寄”合二為一形成的禪宗點茶法。自珠光完成了茶道的建立后，千利休(1522-1591年)繼續發揚光大，提煉出“和、敬、清、寂”茶道四規，而取得“天下茶匠”的地位。從此以后，日本茶道流派紛呈，各具特色，但“和、敬、清、寂”四規和待人接物的“七則”，仍然是茶道的主要精神。整個日本茶道藝術，無不體現出與佛教的息息相通，至今仍然散發著中國唐宋時代的文化氣息，保留著浙江天臺山、徑山等地的佛家飲茶遺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