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我國也即唐代的茶政，是從貢茶和征收茶稅所開始的。以貢茶和稅茶的時間來說，貢茶比課收茶稅的時間似乎還要早些。所以，如袁高和李郢等關于茶山貢茶詩中吟及的“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陵煙觸露不停采，官家赤印連帖催”等詩句所示，這些貢茶的詔諭和碑文，也即構成我國最早的茶葉法規和茶政內容。
關于唐代稅茶的情況，上節已經介紹，自裴休十二法提出以后，我國茶葉的法制，相對進入了一個比較穩定的階段。但至唐末和五代，茶葉法制又復大亂。如后唐李稟時，“于各要沖設稅茶機構，自湖南至京 (今洛陽)六七區納稅，以至商旅不通” 。所以，入宋以后，一為國用未豐，需增加茶稅收入;其次也為革除唐朝以來茶葉自由經營收取稅制的種種積弊，故從北宗初年起，就逐步推出了茶葉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和邊茶的茶馬互市這樣兩項基本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