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業的長足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茶自身的建設。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葉最多只能說是一種地區性的生產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隨著茶業的發展，茶就成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經濟、社會文化和一門獨立的學問了。
茶葉作為全國的一種社會經濟，除其具有的商品性內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稅的課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種茶、買賣茶葉，不征收賦稅。唐中期以后，由于茶葉生產、貿易發展成為一種大宗生產和大宗貿易，加上其時安史之亂以后，國庫拮據，征收茶葉賦稅，并逐漸變成為一種定制。
唐德宗李適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來倉本錢，這是我國第一次抽收茶稅。但未幾，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亂，德宗逃奔奉天(今陜西乾縣)，追悔詔罷茶稅。這次稅茶，雖主要用于地方籌集常來倉本錢，未入國用，但茶稅之巨，給當時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如《文獻通考·征榷考》所說，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以水災賦稅不登，又向德宗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后，所是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德宗從之，再次恢復茶稅，并自此成為定制。
貞元時茶稅，歲得不過40萬貫，但至長慶元年(公元821年)，以“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心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又奏請大增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這樣，使茶稅歲取至少增加到了60萬。唐文宗時，王涯為相，為盡敢茶葉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葉專營專賣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李訓之亂，被腰斬處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曇花一現，未普完全貫徹。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鹽鐵使，又再次增加茶稅，上行下效，茶商所過州縣，也均重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地稅。他們在水陸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稅，謂之地錢”，稍有不滿，便“掠奪舟車”，就如上面說的江賊的所為一樣，這時私茶越禁越盛，茶葉的商稅，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矛盾。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鹽鐵轉運使立茶法十二條，才緩和穩定下來。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裴休的稅茶法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各地設有邸閣者，只準收取邸值(住戶堆棧費用)，不得再賦商人;二是私鬻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和“長行群旅”，皆論死;三是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縣如有砍伐茶園或傷害茶業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縱鹽法論罪;五是廬州、壽州和淮南一帶，皆加半稅。實施裴休這一茶法，茶商、園戶都較滿意，稅額未增，稅收倍增，迄到朱溫篡唐，稅制一直未有多大變化。
茶葉由不稅到稅，從國用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從一種自在的地方經濟，正式被認定和提高為一種全國性的社會生產或社會經濟。
在唐代以前，我國南方一些地方飲茶、種茶的歷史雖然已很久遠，但是還沒有撰刊過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說，其時茶還沒有形成為一門獨立的正式學問。至唐代中期以后，應茶業發展和社會上對茶的知識的需要，出現了陸羽《茶經》等一批茶葉專著，使茶在成為全國性生產和經濟的同時，也以獨立的嶄新的一種學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炳千古。
茶之有書，是從陸羽著述開始的。陸羽的《茶經》，是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書，其問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為獨立的學科這樣劃時代的意義，而且，開創了我國為茶著書立說的先河。千百年來，后人不斷以陸羽《茶經》為楷模，續寫一本本《茶經》新篇，使我國傳統茶學不斷得到了發揚光大。陸羽嗜新茶，精于茶道，其關于茶葉著作，除《茶經》以外，還有《茶記》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溫庭筠《采藥錄》一卷，蘇《十六湯品》一卷，佚名《茶苑雜錄》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溫從云等《補茶事》、五代時毛文錫《茶譜》等共10余種。唐代的這些茶書，或師《茶經》，或從生產和品飲茶葉的不同方面補充《茶經》，建立了我國最早的傳統茶學，比較全面、客觀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實際和知識。這些著作，雖然大都已經散佚，但留存下來的《茶經》等不多的幾種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許多珍貴的茶史資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葉歷史的重要根據。
晚唐詩人皮日休在其《茶中雜詠·序》中說：“季疵以前，稱飲者，以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為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以為之備矣。”即是說，在陸羽之前，我國對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設置、烹飲藝術，都不夠重視，飲茶還如同煮茶喝湯一樣;在《茶經》面世以后，對茶葉文化、茶葉生產、茶具和品飲藝術，開始重視和日益講究起來。這也就是說，在唐代中期，隨著我國茶業和茶學的發展，茶葉文化本身，也有了一個很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