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漢時期，在我國的眾多的古代文獻中(不止《爾雅》和《說文解字》等一類字書中)，也都出現了茶的專門介紹和記述，同時也是我國亦是世界有茶的可靠和直接記載的最早時代。自此以后，我國茶葉便進入了有文字可據或信史的時代。
兩漢茶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茶區的擴大上。據可靠的資料顯示，在漢朝長江中游的荊楚廣袤范轉內已經有茶和飲茶，當是無可疑義的了。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今湖南就有“茶陵”(今茶陵)的地名。如陸羽《茶經》引《茶陵圖經》反言，困為“陵谷生茶茗焉”。關于西漢茶陵一帶產茶，還可見《史記》“炎帝葬于茶山之野”的記載。據嘉慶《茶陵州志》考證，茶山，就是茶陵與江西吉安永新相界的“景陽山”，因“茶水源出此”和“林谷間多生產茶敬故名”。西漢時，荊楚茶業就一直發展到了今湖南、廣東和江西接壤的茶陵，這還可以從馬王堆出土文物中獲得證明。
據報道，在馬王堆1號和3號墓葬中，都發現了記述隨葬物品，其中亦有茶的記錄。據載，作為陪葬品的茶葉還是成箱的。由此可見，墓主是西漢的貴族，它同時說明在那個時候長沙至少在上層社會中飲茶已很盛行，而且也多少反映這時湖南種茶也頗具發展。
明顯，茶業重要產區和茶市的形成，其本身就是飲茶和茶業一定發展程度的一種標志。最后我們還要指出，漢朝飲茶和茶業雖然獲得某些發展，但由司馬相如在《凡將篇》中仍將茶列為藥物來看，說明漢朝茶的飲用，還遺留有早期藥用的某種原始性狀，還只能說是我國茶的早期飲用階段。
我們已經知道在先秦時，我國茶的飲用和生產，主要流傳于巴蜀一帶。當秦一統天下之后，茶業的交流日廣，茶的加工、種植，由東部和南部漸漸的傳播開來。如上文提到的湖南茶陵，就很能說明問題。茶陵是西漢時設置的縣(鄰近江西、廣東邊界)，在唐以前寫作“茶陵”。由此可見在這一時期，茶的飲用和生產，已經由巴蜀傳到了湘、粵、贛毗鄰地區。但在漢以后的三國、西晉階段，隨荊楚茶業的茶葉文化在全國傳播的日益發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長江中游或華中地區，在中國茶文化傳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顯重要起來。所以，從發展的角度上來說，秦漢至西晉這個階段，既是巴蜀茶業重心開始東移的重要階段。
西晉的都城在洛陽，永嘉之亂后，晉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過江僑居，東晉、南朝建康成為我國面方的政治中心。這一時期，我國長江下游和東南沿海的茶業，因上層社會的崇尚也較快地發展了起來。
西晉時，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無恥，斗奢比富，腐化到極點。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鑒于過去失國的教訓，一改奢華之風，倡導以儉樸為榮。如《晉書·恒溫列傳》(公元646年)稱：“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宴惟下七奠，茶果而已。”另一方面，隨北方土族的南遷，南方特別是江東各地，禮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強，作為日常生活中愈來愈時尚的飲茶，這時也自然地愈來愈多地吸收進禮俗之中了。如劉宋時的《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中有這樣一則故事，講西晉有個叫任瞻的官司吏，晉室南渡時漂泊流落，后來慢慢也到了南京。“時賢共至石頭(今南京地名)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即是說，在東晉時，建康一帶，就普通出現了以茶待客的禮儀。
由于東晉、南朝統治階級“借重茶葉”的需要，從而使得我國南方，尤其是江東飲茶和茶葉文化有了較大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茶業的向東南推進。如《神異記》(西晉——隋代之間)載：“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余，乞相遺也’。”《永嘉圖經》(失傳，年代不詳)載：“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謙之《吳興記》(5世紀)又稱：“烏程，縣西北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茶”等等。由上可見，這一時期我國東南植茶，由浙西進而擴展到了今溫州、寧波的沿海一線。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錄》所說，“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晉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興，表明東晉和南朝時，長江下游宜興一帶的茶葉，也著名起來。荊楚和長江中游茶業重心的進一步東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這是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茶業的發展，使三國、西晉以后出現的茶業穗主東移的趨勢或現象，更加明顯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