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川西部重鎮雅安出發，經康定、昌都到達西藏拉薩，然后再通到不丹、尼泊爾等國的茶貿易線被稱為南邊茶之路。
邊茶指專供邊疆少數民族飲用之茶。四川雅安是“茶的故鄉”，也是有名的“邊茶之鄉”。雅安邊茶又稱“南路邊茶”，從唐代開始傳入西藏，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一直是藏族人民喜愛的飲用品，藏族人民為得到茶葉，不懼千山阻隔，走下雪域高原，以馬匹、皮毛、麝香、藥材等土特產品和漢族進行交換。雅安是茶的故鄉，與藏區接壤，兩地間容易發生溝通和交流。最初的溝通和交流也就是簡單的一些以物易物的往來，后來便逐漸發展成大規模的“以茶易馬”和“茶土交流”。隨著以茶為主要內容的藏漢貿易的發展，雅安邊茶每年以800萬到1000萬斤的數量輸入西藏，供應廣大藏族同胞。從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薩之間便逐漸形成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古代商道，因為當年在這條古道上運輸的物資主要是雅安的南路邊茶，所以又稱川藏茶馬古道。
一、雅安是茶的故鄉
雅安古稱青衣羌國，秦時立嚴道縣，漢改稱漢嘉，魏周時期一度改稱始陽縣，到隋朝文帝仁壽四年(605年)正式定名雅安(因境內有雅安山而得名)。從此，雅安名字一直沿襲至今。
雅安是茶的故鄉。據《雅安縣志》記載：歷史上的雅州“地宜五谷之外……其茶樹為一縣之專利”。雅安地處四川盆地邊緣，境內多山，屬邛崍山脈的延續。雅安地質屬古生代巖層，除西北挨岷山山脈地區片麻巖層分布多一些外，其余多為頁巖、沙礫巖、石灰巖，故其土壤多為含較多有機物的砂質壤土或砂礫質粘土，表土層深厚，組織松軟，養分豐富，宜于排水，有宜于茶樹生長。雅安四季分明，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雨水豐富，空氣濕潤，古來就有“漏天”、“雨城”之稱，年降雨量多達1700毫米以上，日照僅100多天，多雨、多云、多霧，空氣特別清新，是雅安氣候最顯著的特點。這種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特征，為雅安成為茶的故鄉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
傳說神農嘗百草以治疾，茶亦是其中之一。百草顯然指野生植物，治疾則說明茶當時只能藥用。陸羽在《茶經》中說“茶之為飲，發于神農，聞于周魯公”。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記載，周武王滅紂后，西南巴蜀小國曾以所產之茶作為珍貴禮物去進貢。青衣羌國乃巴蜀小國之一，這說明雅安茶的歷史還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遠古的年代。
王褒的《僮約》稱茶在西漢時已被蜀人發現，并通過“武陽買茶”指出，當時蜀中已有茶葉銷售。茶葉成為商品進入市場，說明當時蜀人對茶的認識和利用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地步。武陽指今新津、彭山一帶，新津、彭山皆是平壩為主，茶樹并不很多，而當時茶市已頗具規模。市上的茶葉來自何處?《晉書》記載：“蒙山在雅州，凡蜀茶盡出此。”唐代李肇《國史補》也有記載：“劍南(指雅州)有蒙頂石茶，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新津、彭山與雅安相距很近，市上交易紅火的茶葉均出于此，成都及成都周邊市上的茶葉這不例外。
從西漢吳理真在蒙山植茶開始，茶就成為農事的重要內容之一，正式作為一項種植業走進廣大農村的千家萬戶。當時雅安的茶葉種植已相當普遍，是四川主要的茶葉產區。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朝廷推行州縣兩級制，雅州領嚴道、蘆山、名山、百丈四縣。到唐玄宗開元四十五年(758年)又增加滎經一縣，雅州共轄嚴道、蘆山、名山、百丈、滎經五縣。對當時各縣茶葉種植情況，陸羽的《茶經》記載：“唐朝四十三州郡產茶，雅安、蘆山郡上列貢茶。”宋代王存《元豐九域志》記載：“雅安蘆山郡靈關一寨一茶場，名山百丈二茶場，滎經一茶場?！短烊葜?middot;英烈侯碑》記載：唐貞觀初年，天全有一位被封為英烈侯的將軍，帶領百姓“于蒙山采茶籽，于山谷間遍種之，”并“教其以茶藝采培之法，其方引茶馬之政，民利用焉”。
到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天全曾一度呈現“九峰之民皆種茶”的景象。諸縣之中，仍以雅安茶葉種植為最。茶市經營也具相當規模，故有茶樹被列為“一縣之專利”的說法。據《四川簡史》記載：“中唐以后，茶葉勃興，”“茶樹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其中綿州(今綿陽)、漢州(今廣漢)、蜀州(今崇慶)、邛州(今邛崍)、眉州(今眉山)和雅州(今雅安)所形成的一條產茶地帶，是當時全國主要的產茶區，蜀茶不僅產量大，而且質量也非常好，尤其是雅州的蒙山茶品第為全國第一，是有名的貢茶。”到清康乾時代，種植規模更加擴大。《四川古代史稿》記載：“當時蜀山素產茶，每歲谷雨后，募夫采摘百斤者，銀一錢，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田少，近山人戶，俱籍采茶為業。”
雅安茶葉悠悠遠古的歷史，有力的證明了雅安就是我國茶葉發源地，蒙頂山更是一座聞名天下的茶之圣山。
二、雅安的茶葉最早傳入西藏
自古以來，雅安就有滇藏門戶之稱。向南經西昌可入云南，向西翻過二郎山，即入藏族地界。雅安地理位置與康巴(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山水相連，兩地毗鄰接壤，自然容易發生接觸和來往。當雅安茶葉日趨發展，成為大宗農副產品，并作為商品進入貿易市場后，同時傳入藏區亦是必然的。當然要有文字記載，這就得從唐朝文成公主入藏開始說起。
傳說當年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嫁給松贊干布，在江夏王李道宗的護送下，一行從長安出發，一路跋涉進入青海，翻過日月山，走到青海湖邊。這時隨行漢人中好些人都出現頭昏腦脹、四肢乏力，感覺不適的癥狀，隨行醫生把脈之后，也找不到準確原因。文成公主立即吩咐貼身隨從，從宮中帶出來的貢品中，取出蜀中貢品蒙山茶來，從日月山下的倒川河里取來凈水，煮開之后拌上藏族奶酪緩緩喝下。稍事休息之后，不適感覺全無。隨行大驚，問文成公主何也?文成公主說：“你我自離了長安，踏上高原，一路少吃蔬菜水果，吃的多為青稞糌粑、牛羊肉和奶酪。飲食的變化和干燥寒冷氣候是引起身體不適的主要原因。《神農本草記》中有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代把茶稱荼)而飲之’。茶葉具有藥用的作用，能消食、解膩”。隨行聽罷，恍然大悟，一個個無不驚嘆和佩服文成公主的聰明和智慧。傳說都是有戲化了的成分，不過這個傳說中有兩點是值得信賴的，并且得到了歷史的證實：一是茶葉傳入西藏的時間始于唐代;二是文成公主入藏所帶之茶正是雅安貢品蒙山茶。
史學家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二)中記載：“在安史之亂后的30多年里，漢族地區的茶葉傳入吐蕃”。安史之亂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其后的30多年，推算下來是785年左右，這是一種說法;《西藏政教鑒附錄》記載：“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這種說法較前者要早140多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話》記載：“茶葉輸入藏區之始，正是藏文創字之時。”藏文創字大約在632年左右，這種說法較文成公主入藏又早了差不多10年，但基本應該是更準確一些。盡管這三種說法在時間上或早或遲有些出入，但有一點是共同認定了的，那就是茶傳入西藏的時間是始于唐。
三、雅安邊茶悠悠遠古的歷史
雅安是茶的故鄉，也是著名的邊茶之鄉。雅安銷往西藏的邊茶有粗細兩種：細茶為毛尖、芽字、芽磚(芽細);粗茶分金玉、金倉和康磚。藏族飲用的邊茶以粗茶為主，細茶為輔。明代以前的邊茶都是散茶，由于散茶運輸頗為不便，于是從邊茶的焙制入手，逐漸有所改進?！吨袊铇I大事簡記》記載：“明代四川開始生產黑茶，并逐步擴大到湖南產區，”黑茶指的就是邊茶。當時四川生產黑茶的地方主要是雅安，生產的數量已經很大，技術也相當成熟。當時生產黑茶就是將立夏后采的茶葉用鍋熱炒殺青，然后蒸煮，加上糯米粉湯制成餅狀的團餅茶，團餅茶在運輸、存放、飲用上較散茶進了一大步。清代，雅安邊茶的制作曾有過一次突破性的改進和提高?！短烊葜尽酚涊d：“散茶造至清朝，天全乃設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用甑蒸熟，以木架筑成方塊，每甑六斤四兩，恐包易混，各編畫天地鳥獸人物形制，上書番字，以為票號。”這一改進很快得到推廣，“雅滎邛諸邑茶商以天全造包之法，頗便運輸，遂相仿造，設架筑包”。具體辦法就是把蒸熟茶葉通過緊壓，使其成形，這是南路邊茶緊壓成磚形的最早開始。當時所設之架稱為架子，一副架子設五人操作，最辛苦的是掌架的人，架子中間有一硬質雜木作為架盒，茶蒸熟之后倒入盒中，掌架的工人使用一根一頭為鐵制的重達30多斤的樁棒，不停對茶進行筑壓，名曰“沖包”。沖包工人之辛苦令人難以想象，隆冬天一身短打，赤膊上陣，樁上幾包下來便是通身大汗，上50包馬上換人。這一技術竟沿襲幾代，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雅安茶廠工人經過技術革新，將樁棒從32斤改成18斤，但沖包工人勞動強度仍然很大，非身強力壯者，決不能勝任。直到60年代初才由雅安茶廠茶葉工程技術人員王德華根據人工沖包原理，設計造出一種機械化程度較高的沖包機，以機械化生產代替繁重的人工沖包，古老而原始的樁棒這才停止使用。
雅安是我國西南地區最大的邊茶生產基地，在我國歷史上著名的“茶馬互市”中曾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宋朝和明朝兩個朝代，由于戰爭頻繁，需要大量馬匹，朝廷頒布了“榷茶制”的法令，對茶實行壟斷政策。朝廷的目的只想有更多的茶葉去換取更多的馬匹。在這樣的背景下，雅安茶葉得到一個發展機會，茶葉產量不斷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現，每年提供換馬的茶葉高達數百萬斤，其中尤以焙茶作坊的出現最顯重要。這種作坊最早始于農村，后來發展到城里。作坊雇請工人常年生產，從原料購進、加工焙制一直到銷售均由作坊一體完成。到明以后，這種作坊統一被稱為“茶號”(商號的意思)。“茶號”增加，行業擴大，附生產業應運而生。官府重稅，茶商得利，百姓受益，有力推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雅安邊茶業的興旺，吸引了中國北方的許多富商大賈，使他們把目光紛紛投向雅安。特別是自元代西征后，川陜合省而治，為陜西商旅大開了方便之門。大批陜西富商大賈紛紛南下四川，其中不少人就躋身于雅安邊茶行業。在當時中國商業活動中，陜西商旅與山西商旅并駕齊名，他們實力雄厚，有豐富的商業經驗。他們陸續在雅安興辦多家“茶號”，并很快發展到大有取代川商，壟斷雅安邊茶的勢頭。明嘉靖以后，又有一批陜商來雅設立興辦“茶號”，“義興隆”茶號就是他們中杰出的代表。在雅安眾多茶號中，它資金雄厚，講求誠信，經營歷史最久，從明代起一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初，可謂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百年老店之一。
清代是雅安邊茶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乾隆年間(1736～1795年)，以茶易馬政策完全停止，改“茶引制”為“引岸制”，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自由貿易，“茶土交流”代替了“以茶易馬”，以雅安邊茶為內容的藏漢貿易得到了一個空前發展的機會。據《南路邊茶調查》(手稿)記載：“清康乾期間，以雅安為中心產區的川邊諸縣，經營邊茶的茶號發展到一百多家，”茶業資金居諸縣工商業之首。在雅安，以經營邊茶致富成為民族資本家者已不少，不少茶號還到康定開設分店。以茶為副業收入的農戶不下10萬，茶號雇請制茶工人多達五六千人，每年生產加工邊茶多達1000萬斤以上?！堆胖莞尽酚涊d：“雍正八年(1730年)南路邊茶銷藏引數達104424引，按每引配茶百斤計，銷售藏區茶葉達1044 24萬斤。”《西藏通覽》記載：“清代南路邊茶自川運往康定至巴塘，數量不下1000萬包值約16萬兩。”據《南路邊茶調查》(手稿)記載：“雅安一茶商曾云，他每年運藏邊茶達2000馱(從康定到拉薩的南路邊茶全用牲口馱運)，每馱6包，共12000包”。一戶尚且如此，可窺當時全貌。到清代中葉，雅安、滎經、天全、名山茶號仍達七八十家，商人認引每年都在10萬引以上。清王朝為了籠絡西藏宗教上層人士，特地規定雅安每年都要提供一定數量的禮茶，專供朝廷賞賜西藏喇嘛活佛所用，稱之為賞需茶。《雅安縣志》記載：“賞需茶，單年300包、雙年200包，由道署領価商人承辦。其中賞給達賴喇嘛茶75包，每包重50斤。”上個世紀60年代，雅安邊茶廠組織赴藏調查，在一些大喇嘛寺里，還看到明朝、清朝時期皇帝賜給達賴喇嘛和其它活佛的邊茶，仍被當作吉祥的神靈供奉在寺廟里。
光緒三十三年(1888年)，英帝國主義發動入侵西藏的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印藏條約》和《印藏續約》，規定開放西藏的亞東為商埠，五年內藏印貿易互不收稅。由英帝國主義控制的印茶乘機侵銷西藏，對南路邊茶造成很大沖擊。邊茶市場萎縮，銷售量下降40%。但在茶葉品質的競爭中，雅安邊茶仍占優勢。據有關史料記載：“原料是本質問題，印茶產自熱帶，味道苦澀，遠不如川茶芳香適口。加之藏人飲用川茶已有相當歷史，認為川茶性涼，消食解膩，沁心解渴，作用較印茶明顯。”所以飲用時搭配使用，川茶為主，印茶為次，稱為“和茶”。
進入民國以后，四川境內軍閥割據，年年戰爭，百業蕭條，民不聊生，這一段時間是雅安邊茶的低谷時代。到1949年解放前夕，雅安、滎經、天全、名山、邛崍五縣中，名山、邛崍的茶號全部關門倒閉，雅安、滎經、天全僅存茶號48家，原料生產和茶包加工出現大幅下降。盡管如此，據當時調查統計，雅安、滎經、天全三縣人口20余萬，95%以上是農業人口，以茶葉收入作為農民主要副業收入的人口占10萬以上，各家茶號雇請的制茶工人在5000人以上，專業從事背運茶包背夫不下萬人，邊茶稅收占到當時西康全省稅收的50%以上。邊茶業以其悠悠久遠的歷史，和在藏漢貿易中的特殊地位，在雅安工商行業中，仍占據老大的地位。
四、歷代的邊茶政策和茶馬互市
邊茶貿易是漢族人以茶和邊疆少數民族進行交換和買賣的一種商業行為。雅安緊鄰藏區，藏族人民喜愛飲茶，而雅安是茶之故鄉，兩地之間以茶為媒，以物易物，互通有無，發生貿易往來，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史學家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寫道：“武都(今甘肅武都縣)買茶(當作賣字)，武都地方，羌氏雜居，是一個對外的商市，巴蜀茶葉集中到成都，再運到武都賣給西北游牧部落。成都和武都是中國最早的茶葉市場，”說明邊茶貿易是從很早就開始了。最初的邊茶貿易一是出自民間自發往來，二是規模尚小，所以還來不及引起統治者的重視。據考證，在唐以前和唐初，茶葉是沒有課稅的。中唐以后，朝廷逐漸認識到茶葉經營的重利，于是開始對茶葉采取和實行一系列的專門政策。最初是施以重稅，而后則是實行壟斷?！端逄莆宕贰酚涊d：“茶稅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與漆、木、竹，商錢并稅。”但僅執行兩年就廢止了。據《舊唐書》記載：“興元改元(784年)又與漆、竹、木及間架，除陌錢并罷。”兩年后唐朝重又恢復了茶稅，“貞觀九年(793年)正月，乃復稅，在產茶州縣和茶山還要路估值，十分取一，歲收達四十萬緡”。還規定各名茶產地，每歲都要挑選一部份最好的茶作為貢品進奉朝廷。從此，茶葉課稅便成了朝廷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唐朝后期，茶稅更是一增再增?！杜f唐書》記載：“初稅一百，增之五十。”開設茶稅，財政增加，朝廷嘗到甜頭，覺得重稅之外，茶葉還有重利可圖，于是又出臺“榷茶制”，“榷”字，禁的意思?！吨袊鴼v史大事件表》記載：“榷茶制始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鄭注請榷茶，從之。”《舊唐書》記載：“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榷稅自涯始也。”唐王朝對茶實行茶榷和官營，就是把茶葉的種植、采摘、焙制、運銷等都集中到官府手上實行壟斷管理，由官府自設茶園，禁止私人經營，強迫私人茶樹移植官園，嚴格規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論處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唐王朝的“榷茶制”是一項暴政，特別是強迫私人茶樹移植官園，如有不從者便焚其茶園的做法，茶農和茶商怨聲載道，無不反對。朝廷有識之士也向皇帝上奏反對，《舊唐書》記載：“諸道鹽鐵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于民，請停，從之。”唐王朝的榷茶制執行不到一年時間便停止了。
我國歷史上最早專門對茶頒布和施行政策的朝代是唐朝，歷史上著名的“茶馬互市”也始于唐朝。茶葉隨文成公主傳入西藏，藏族飲茶很快成為風尚，西北、西南逐漸出現了少數民族到內地茶區，用馬匹、皮毛等向漢族換取茶葉(也包括換取其它一些生活生產資料)的交往形式。朝廷很快從中認識到茶葉邊銷不僅使朝廷能獲得重利，而且對邊疆少數民族尚有一種特殊的制約作用。于是“茶馬互市”作為一種有目的、有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政治態度的貿易形式，很快被定格下來。從此，無論藏族還是其它少數民族，向漢族換茶，都必須聽從朝廷安排，按雙方事先約定數量，在指定地方進行交換。因交換一方為茶，一方為馬，故稱“茶馬互市”(又稱“以茶易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記載：“開元十六年(728年)，吐蕃又請交馬于赤嶺(青海湖東岸日月山)，互市甘松嶺(四川松潘西北)，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當時運往互市的茶葉，主要是四川雅安和陜西漢中的茶。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互市地點一直在赤嶺進行，由于彼此恪守約界，講究信用，互市一直很順利。茶馬互市也由此而一發不可收拾，到了宋明兩代發展更為紅火。
宋代與北方的遼、西夏和金之間一直頻繁發生戰爭，戰爭需要大量軍費開支和大批馬匹，因此，“茶馬互市”被朝廷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宋代茶葉發展超過前朝各代，茶稅增加已成為朝廷戰爭軍費開支的一大支柱，茶葉增產為朝廷易馬提供了充足的茶葉貨源。雙重利益驅動，使朝廷對“茶馬互市”給予特別重視，視其為一項重要的、有利于戰爭、有利于國防的戰略措施。為此，宋王朝實行了一套更嚴厲的榷茶制度。宋朝的“榷茶制”分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從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開始，宋朝在京師、建安等四地“置場榷茶”，建立專買專賣管理機構，將茶由官府壟斷買辦，并制定有非常嚴厲的懲處條律，禁止私人買賣。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重新修訂“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制訂出了一套非常殘酷的榷茶條律，激起百姓普遍反對，同年，四川灌縣的王小波起義，就是因為茶葉壟斷過度，激起百姓不滿，茶農們在茶販王小波率領下，揭竿而起的。朝中也有頗多非議，結果重蹈唐朝榷茶暴政復轍。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宋朝皇帝不得不下令廢除了宋朝延續百年的榷茶制。
宋朝榷茶制第二個階段是宋神宗熙寧四年(1072年)，因為北方戰端又起，朝廷對熙河(今甘肅臨洮、臨夏地區)用兵，為博馬籌餉，重又實行榷茶制。次年陜西發生“馬道梗阻”，北方馬源路斷。朝廷將“茶馬互市”的地點由西北的秦、鳳、熙、洮諸州改到西南，開辟新的馬源。這一改變，除有北方馬源路斷原因外，朝廷也看到四川雅安一帶有豐富的邊茶資源。熙寧六年(1074年)，朝廷令李杞入蜀買茶博馬，李杞第二年派蒲宗閔入川榷茶，蒲在四川各地設置茶馬司，確定買馬場，極力對川陜之茶實行全榷?！端问?middot;食貨志》中記載，蒲宗閔入川，“下令川陜民茶(指四川雅安和陜西漢中的茶)盡賣入官，嚴禁私行交易，全蜀茶盡榷”。蜀茶盡榷，而雅安茶葉首當其沖。當時蜀中產茶區設有茶馬司(負責管理的機構)、買馬場(互市地方)。交易最火的市場有雅州買馬場(在今名山縣新店一帶，至今新店還有茶馬司遺跡)、雅州靈關鎮買馬場(今寶興縣靈關鎮)、雅州碉門賣馬場(今天全縣)和黎州賣馬場(今漢源縣清溪)?！堆虐部h志》記載：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皇上特別頒詔，下令“其雅州名茶，今專用博馬，候馬額數足，方許糴買”。要求用雅州名山茶易馬，一定要把茶價賣到位。當時的“一百斤名山茶，可換四尺二寸大馬一匹”。雅州所轄各縣買馬場茶馬交易一直紅火，得益主要有三：一是這些買馬場都在通往康藏高原的交通要口上;二是雅安邊茶以其優良品質在廣大藏族群眾中有良好聲譽;三是雅安地區與康藏高原之間，以茶為媒的貿易交往由來已久，有源遠流長的歷史。
宋朝南渡，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上奏，列舉榷茶買馬五害，請盡罷川茶官榷，恢復自由買賣，變茶息為茶稅，改榷茶制為茶引制。高宗準奏，并令其主管川茶茶馬。趙開在四川改變茶法推行的茶引制是一項重大改革。“引”亦票也，即由茶商向官府繳納款后，官府按茶商認引數額發給引票，茶商則憑票方可上市交易。引票相當于一種許可證，非有茶引不能經營茶葉。并對銷售地方進行限制，不準運往他地，僅抽稅錢。趙開在川變茶法，對促進茶馬互市，茶土交流起到積極作用。建炎四年(1130年)僅茶商納款就達“一百七十余萬緡”。因南宋失去西北馬場，馬源路斷，朝廷只能依靠雅州地盤上的馬場同藏族繼續交易。由于馬少茶多，逐漸出現茶價大賤，茶馬交易日漸萎縮的局面。宋寧宗嘉定三年(1210年)皇帝頒詔“文臣主茶、武臣主馬”，力圖恢復昔日茶馬交易元氣，無奈南宋只是一個偏安江南的小朝廷，早已喪失重振山河大志，到南宋末年，茶政出現空前荒廢，“茶馬互市”已名存實亡。
元朝對茶繼續沿襲宋朝的禁榷壟斷制度，視私販茶者與私鹽同罪，因為元朝來自北方蒙古民族，對馬匹需求無須看重，沿襲茶榷壟斷的目的，僅是對邊茶貿易賦稅的看重?！对?middot;食貨志》記載：“元世祖至元六年(1270年)茶稅年納銀達一千五百萬錠。”
明代，北方邊疆亦同宋代，時有戰爭，對馬匹需求迫切。于是明朝仿效南宋，實行以茶博馬的茶引制度。明朝茶引制度和南宋大體相同，由商人向官府納錢請引，每引配茶百斤，商人持有引票方可經營茶葉，不同的是明朝對茶的控制上，除了堅持強硬法令外，還在管理機制方面做了許多添設和完善。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在全國設置秦、洮、河、雅四個茶馬司之后，又增設了碉門、黎州(今漢源縣清溪)兩個茶馬司，專門負責與西藏交換馬匹。《天全州志》記載，洪武年間皇帝特詔“碉門六蕃司民，免其衛役，專令蒸鳥茶易馬。”洪武五年(1372年)戶部下令：“四川碉門、黎、雅之茶，宜十取一，以換蕃馬。”在盡量增加邊茶產量，擴大互市的同時，另一方面又嚴格控制茶葉邊銷出鏡，最初規定凡易馬之茶，一律官收、官運、官賣，商民不能過問。并在重要關津要口設置批藏茶引所，嚴格禁止私人販茶進入少數民族地區。對雅州所轄諸縣更是強調不僅是茶葉，連茶種也不準帶過二郎山。《明會典》記載，明朝為保證茶引制度的執行，規定“每引配茶一百斤”，“量地遠近，定以程限，于經過地方執行，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若有茶引不相符，或有余茶者，并聽拿向。賣茶畢，以原給引由赴任賣官司告繳該府州縣”。商人經過關津要口，必須出示引票，若有差異，就要逮捕拿問，賣完茶引票還要帶回到認引地方核銷。對于辦理茶案失職的官員也有明律規定：“私茶出境，關隘失查者，并凌遲處死。”洪武年間(1368～1398年)就曾有一個叫歐陽倫的駙馬，借出使新疆的機會，私帶茶葉出境，被皇帝處以死刑。明朝對茶葉的控制到后來逐漸有所放寬，特別是對茶實行分類管理以后?！睹鲿洹酚涊d：“內地所產之茶有官茶、商茶、貢茶三種。官茶即用以儲邊易馬，商茶給賣，貢茶供御用也。分茶有茶司，理茶有課司，驗茶有批發所，設于關津要害。”商人認引時，必須向官府講清楚販茶的用途，方能領到引票，再憑引經營。允許商人除易馬之外，也可以用茶葉和少數民族交換皮毛、藥材等土產品。除此，明朝還規定，批藏茶引所在關津要口盤驗中，如遇喇嘛隨身攜帶少量茶葉過境，可不以私茶論罪，以示優待。
明朝270多年間，以雅安為中心的邊茶產區，已成為藏漢貿易的中心。雅州碉門、黎州名山是全國最重要的茶馬互市地點，康巴、西藏商人頻繁在這些地方出入，進行交易。最初規定，西藏馬匹驅趕至雅州碉門易茶，1匹馬換茶1800斤。后來改為每上馬一匹換茶120斤，中馬70斤，駒馬50斤。僅洪武時期，通過河州(今甘肅臨夏)、雅州兩路，歲運茶葉就達50萬斤，易馬13800匹。由此可見，明代雅安邊茶經營已具相當規模和水平。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于朝政管理疏漏，茶商唯利是圖，私茶泛濫，雅州諸縣以茶易馬，受到嚴重沖擊。當時四川賣馬場中，松潘、理縣一帶(今阿壩藏族自治州)，引票所限為大邑、灌縣等地的茶，由于品質不及雅安茶葉好，所以價賤。雅安茶品質好，價格高。于是一些不法茶商將規定行銷松潘、理縣一帶的茶，通過賄賂盤驗人員轉移到黎雅銷售，造成“蕃人上駟盡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藏族上好馬匹換不到好的茶葉，引起藏族同胞的嚴重不滿，對茶馬互市也造成損害。
清朝繼續推行茶引制，各地仍設置茶馬司，批藏茶引所等。但條律法令更加嚴格和完善，勝過以前各個朝代。清朝和元朝有相似地方，對于以茶為主要內容的邊境貿易不再特別看重以茶易馬。清王朝更看中的是茶葉的重稅。為了保證這筆財政收入，朝廷煞費苦心，除保留明代留下的許多監督管理機構，繼續實施前代留下來的許多行之有效的辦法外，還在許多地方增加了新的內容，制定更嚴格的措施。《四川古代史稿》記載，清朝規定“商民賣茶先向政府納錢請引，繳多少錢，請多少引，不能過量。茶和引攜同隨帶，如不合就拿辦治罪，茶賣出后，把原領引(票)向政府繳銷，偽造引者處斬，家產充公。茶農加私賣茶者，打60棍，茶款沒收充公。夾帶私茶出境者，押發充軍。”到乾隆時代(1736～1795年)，“茶馬交易”逐漸萎縮最后完全停止。“茶馬交易”這種特殊的貿易形式從唐開始，盛于宋、明兩朝，經歷了1000多個春秋，退出了歷史舞臺。茶馬交易停止后，清王朝對四川茶葉進行了重大改革，變“茶引制”為“引岸制”，將四川茶定為三種專岸，同鹽岸一樣。以雅安、天全、滎經、名山、邛崍五縣所產之茶，專銷康(康巴———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今西藏藏族自治區和青海玉樹一部份)。五縣均出成都南門，地處四川南部邊緣，故名“南路邊茶”，這就是雅安邊茶又稱南路邊茶的來由;以灌縣、大邑等地所產之茶，行銷松潘、理縣一帶，兩地均出成都西門，地處四川西部，所以稱為“西路邊茶”;行銷內地的茶稱為“復茶”。清朝的“引岸制”對邊茶采取進一步放寬的政策，有利于茶葉生產發展，有利于“茶土交流”。《四川古代史稿》記載：“蜀山素產茶，每當谷雨后，募夫采百斤茶者，銀一錢，雅安、名山、天全等地，山多地少……近山人戶，俱藉采茶為業，”描述的就是這一期間的情景。到清代中葉，雅安、天全、滎經、名山專門經營邊茶的茶號已發展到100多家。年加工邊茶多達800～1000多萬斤。每年官府發到茶商手里的茶引達10萬張以上。邊茶通過人背畜馱，年年歲歲，源源不斷運往各地藏區，滿足藏族人民的需要，這一期間也是雅安邊茶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時間。
清末，由于英帝國主義發動入侵西藏的戰爭，迫使清政府和英帝國主義簽訂了中英《印藏條約》和《印藏續約》，開放西藏亞東為商埠，規定五年之內，印藏貿易互不納稅，造成印茶大量侵銷西藏，致使南路邊茶在藏銷售劇減，市場萎縮。形成雅安茶葉和印度茶葉激烈競爭的局面。清光緒三十三年(1909年)，川康邊務大臣趙爾豐以督商辦名義，籌資50萬兩百銀，認引11萬張，創立“邊茶股份公司”，強迫茶商入股，力圖統一經營南路邊茶，結果亦無起色，三年后隨著辛亥革命成功，公司隨之解體停辦。
從辛亥革命到西康建省(1939年)這段期間，四川軍閥割據兵禍連年，百姓遭殃，百業蕭條，南路邊茶仍呈不減勢頭，年產量穩定在800萬斤上下，茶號仍有五六十家，每年政府發放茶引保持在8萬引左右，基本維持了對西藏的供應。
1940年民國政府在西康設立貨物稅局，改征收稅賦為對物計征，經歷數百年的邊茶引岸制宣告結束。
從西康建省(1939年)至解放前夕(1949年)十年間，包括國民政府和地方各大小軍閥，地方官員，紛紛倚仗各自勢力擠入雅安邊茶行業，成立一批新的茶號，如“西康公司”、“利康茶號”等十余家。官僚資本都是從販賣鴉片，收刮民脂來的錢，他們財大氣粗，對舊茶號沖擊很大，特別是一批中小茶號，無力與他們競爭，只好關門倒閉。截止到解放前夕，雅安僅存下30家，天全10家，滎經8家，年加工邊茶17萬包左右，邊茶業衰落到極點。雅安邊茶的盛衰演變充分反映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無能。
從歷史上各個朝代對于邊銷茶所采取的政策，無論是“榷茶制”、茶引制還是“引岸制”，無不統一集中在壟斷控制這個核心問題上。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一方面看到邊茶貿易能為國家財政創造可觀收入，以茶易馬可以裝備軍隊，支持戰爭，有利國防。再一方面是封建統治者還看到邊疆少數民族對茶的依賴。明代巡撫嚴清之疏略云：“腹地有茶，漢人或可無茶;邊地無茶，蕃人或不可無茶，先此議茶法者曰，茶乃蕃人之命，”他的話充分道出封建統治者的心聲。他們之所以對邊茶施以壟斷和控制的政策，就是想把邊茶作為制約和統治邊疆少數民族的一種手段，達到以茶制邊的目的。宋時平息西夏，采取禁止給茶辦法，最后迫使西夏王元昊歸降;明時一度規定入藏之茶限“百萬斤而止”和駙馬歐易倫犯私茶出境，被處以死刑都是典型例子。由于長期受這種思想的支配，邊茶業的發展也受到很大的阻礙。
千百年來，南邊茶之路為藏漢貿易的發展，為促進藏漢民族團結，為穩定邊疆，鞏固國防，起到巨大作用;同時這條悠久遠古的川藏茶馬古道，也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了厚重的歷史內涵和豐富的邊茶文化。
